牛牲、牛尊与“牛人”

原载《群言》2017年4期

“伏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一语道尽牛的品质与精神，其温顺、勤劳、坚韧的性格数千年来为人称颂。《周礼·天官·庖人》称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郑玄注称：“六畜，六牲也。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杜预注“六畜”曰“马、牛、羊、鸡、犬、豕”。

然而六畜被驯化、家养的时间与途径各不相同。著名动物考古学家袁靖先生指出，距今一万年左右，在河北南庄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家养动物——狗；距今9000年左右，在河南贾湖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家猪；在距今3300多年的安阳殷墟已有家鸡。狗、猪、鸡都是在中国本土驯化而成的。但马、羊、牛的情况则十分复杂。家马大约于距今5500年左右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成，迄今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于距今3600—4000年的甘肃地区；羊指的是绵羊，中国最早的绵羊于距今5000—5600年出现于甘肃和青海一带；牛则指的是黄牛，现代的家养黄牛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西亚地区的野牛，中国境内最早的黄牛出现于5000多年前的甘肃地区。袁靖认为，马、牛、羊都非中国本土起源，它们最早驯化于中亚、西亚地区，大约5000年前后陆续经青海、甘肃地区传入。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最初因甲骨文的发现而闻名于世。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在殷墟陆续发现了影响深远的四合院式宫殿建筑，规划严谨的中国最早的王室陵墓，生产青铜器、玉器、骨器等各种礼制器具的手工业作坊，以及“居葬合一”的众多家族聚集区等。在这些考古学家所称的“遗迹”中，还出土了大量当时使用的“遗物”，包括难以计数的六畜骨骼。这些骨骼或为食用后所扔的垃圾，或为生产骨器后的废料，或为祭祀坑中所埋的动物遗骸，其中又以牛骨最多。

商代晚期，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甲骨文中提到的“牧”就是当时的管理人员或机构。牛应是六畜中饲养规模最大的，因为相较于其他动物来说，牛的利用率最高。除了上文提到的牛牲之外，我们最为熟知的甲骨文有大量的占卜文字都是刻在牛的肩胛骨上。除此之外，牛皮可以御寒，牛肉是重要的肉食来源，牛血可以用来“血祭”，骨器作坊中90%的骨料来源于牛，甚至有人认为牛筋可以用来制作弓弦。

那么，殷墟的牛都是黄牛吗？与其他动物相比，牛是如何被充分利用的呢？如何保证充足供应大型祭祀时动辄屠杀上千头牛？2000年年底，我曾参与发掘了殷墟的一座墓葬，下面就围绕这座墓葬和大家聊聊殷墟时期牛的故事。

发掘

2000年寒冬，有村民向考古队反映，在殷墟宫殿区迤南约500米的麦地里，夜间有人行动诡秘，很可能是盗掘古墓。闻听此言，我们暗暗吃惊，秋季我们在此区域进行钻探调查时，发现一座规模较大、保存很好的墓葬，本打算来年春天土地解冻后再发掘的。事不宜迟，徐广德先生和我立即前往，结果在现场发现确有盗墓迹象，于是当即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并于当晚就派五个人在墓口上面搭建工棚，轮流看守。夜晚气温已零下十余度，刺骨的寒风冻得人无法入睡，就这样考古队员们坚守了两个月。但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稍有迟疑，这座完整的殷代贵族墓葬又要与绝大多数其他贵族墓葬一样，被盗掘一空了。

这是一座长方形竖坑墓，墓主人头向正北。墓口南北长5米，东西宽3.3米、深7米有余。共发现15个人、15条狗、1只牛腿骨、1只羊腿骨，用于殉葬或祭祀；共发现各类随葬品579件，其中青铜器267件、玉器222件、陶器21件、石器6件、骨器60件、象牙器2件、竹器1件；另有铜镞881枚、铜泡149个、金箔125片。一般来说，器物的摆放位置反映出这些器物与墓主生前的亲疏关系。椁与棺之间是放置器物的主要地方，大批的青铜礼器、兵器、陶器与少量玉器放置其间；石磬放在棺盖之上；墓主人生前佩戴的玉器主要放在棺内。如此众多的玉器且多为生前实用器，我们可以据此想象一下墓主生前装扮的华丽。

牛牲

殷墟墓葬中，常常会在墓中放置整条牛腿，这座墓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均是黄牛的左前腿。有的墓葬还放置牛下颌骨，不过还是腿骨最为普遍。不仅如此，许多放置猪、羊的墓葬也是左前腿。是何原因，尚不明了。

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家养黄牛自黄河上游地区逐渐向中游、下游传播。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到商代中期，黄牛甚至取代猪的重要地位。同时，黄牛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被大量使用于宗教祭祀场合。殷墟时期，用牛祭祀的情形可谓“多如牛毛”。甲骨卜辞记载，商王祭祀用牛，少则一头，多则上千头。有学者不完全统计，甲骨卜辞中共有97次牛祭，共用牛多达9374头以上。

祭祀用牛不仅数量大，而且不同的祭祀会用不同颜色、不同性别的牛。虽然目前无法究明其具体用法，但如此讲究，没有充足的供应是无法保障祭祀顺利进行的。

甲骨文中所记大量的用牛祭祀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为了保障被赋予等级、地位象征的青铜礼器铸造顺利，在殷墟铸铜作坊内，发现许多祭祀现象，黄牛就是祭祀动物的主角。在殷墟最大的铸铜作坊——孝民屯铸铜作坊内，不仅有单独殉葬一头整牛的祭祀坑，有些祭祀坑中还放置大量牛的下颌骨，牙齿全部被拔除。另有一个祭祀坑中出土牛齿3700多枚。

在殷墟的宫殿及王陵内，亦发现有用牛祭祀的现象，这说明牛也用于祭祀祖先。

牛尊

这座墓中，随葬了截至目前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牛尊。

牛尊呈写实的牛形，保存完好，体态健壮、肥硕。牛抬头前伸，微张口，口内中空。背微下凹，上有长方形口，有铜盖扣合其上。腹部浑圆，四腿粗短。臀部上翘，臀后有尾。牛身满布龙、鸟、象等各种动物形纹饰。最为突出的是在牛腹两侧各饰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整件牛尊通高22.5厘米，从头至尾长40厘米，重7.1千克。

亚长青铜牛尊

前文已经说过，黄牛是殷墟时期至关重要的动物。那么这件如此写实的牛尊形象是黄牛吗？非也！牛尊塑造的是一头壮硕的水牛，其横截面呈三角状的短角、短粗有力的四足、浑圆的体态，生动展现了一头成年水牛的雄姿。

据陈星灿等人研究，殷墟时期的水牛与黄牛不同，仍为野生，尚未驯化。甲骨卜辞中常常记载商王外出狩猎，捕到一种叫“兕”的动物。法国学者雷焕章明确指出，兕不是犀牛，是野生水牛，而甲骨文中的“牛”字应专指黄牛。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从南亚西北部首先传入中国的，中国本土水牛从未被驯化。

正是缘于狩猎获取的不确定性，因而在殷墟祭祀坑、墓葬中所见的都是黄牛，而没有水牛。黄牛由人工专门饲养，可以充分保障各种需求。

事实上，除了牛尊以外，在殷墟以牛为形象的还有玉器、石器、陶器等，也有用浮雕状牛头及牛头纹饰装饰的青铜器。无一例外，从牛角可知，这些也都是水牛。

那么，为何殷墟人摒弃温顺、驯化的黄牛，而处处“展现”暴躁易怒、野性十足的水牛呢？这可能与殷墟时期的信仰有关。殷墟之时，除了个别小型饰件或外来物品，很难见到已被驯化的六畜的写实性雕像，反倒是尚未家养的虎、鹿、熊、水牛、鸟甚至是兔等野生动物形状器物十分常见。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动物未能驯化，野性十足，充满神秘，让人产生敬畏之心，从而促使人们模仿、制作其形象，甚至加以崇拜。著名的虎食人卣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制作而成。

 “牛人”

拥有大量随葬品的墓主人显然生前地位非同一般。探究墓主的身份，是墓葬研究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如同福尔摩斯探案，层层抽丝剥茧，揭开墓主的神秘面纱。

判断墓主人身份，最直接的线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妇好墓一样，这座墓共有131件青铜器上铸有铭文“亚长”二字。“亚”字可能专指带兵打仗的武官；“长”是墓主人家族的姓氏。

亚长铜斝铭文

那么，亚长的职位有多高呢？

殷墟时期，随葬品多少、墓葬面积大小、殉人与殉牲情况都是判断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指标。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墓主亚长的地位可能仅次于武丁王的王后妇好，与另一位叫亚址的贵族地位相当。

亚长生前又是干什么的呢？

从陪葬品可知，除了青铜礼器外，亚长随葬了象征军权的铜钺7把，另有兵器如卷头刀3把、铜戈73把、铜矛78把、铜箭头800多个。而被称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能征善战的妇好也仅随葬铜钺4把，另有91件铜戈，没有铜矛。从兵器看，亚长墓似更胜一筹。这说明亚长生前应曾领兵出征。

亚长铜钺

知道了墓主叫亚长，是位地位仅次于妇好的武将，那么，我们大胆地问一下，亚长是男是女？多大岁数？怎么死的？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亚长本人的骨骼。幸运的是，还真有。

亚长是趴在棺里、脸朝下下葬的。考古上称之为俯身葬。在殷墟，俯身葬所占比例小于仰身葬，且目前发现俯身葬者均为男性。对于俯身葬，人们认识不一：有的认为墓主属非自然死亡；有的认为这是反映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也有的认为这种男俯女仰的葬仪是冀求后代子孙繁衍不息的一种暗示。经鉴定，亚长是男性，35岁左右，个子不算太高，不到1.7米，上颌左侧牙齿有龋洞。由于长期跪坐，其脚趾骨变形——这也是先秦时古人跪坐最直接的证据。

那亚长是怎么死的呢？在亚长的骨骼上，人类学家找到了答案：在左侧股骨上有一处创伤，有明显的迸裂面，应为墓主人生前形成的砍伤，依据创伤形状，应是由刀斧类锐器击打形成。在左侧肱骨上有三处锐器砍伤，由此可知，墓主生前左臂曾遭连续击打。这三处砍痕均未见骨骼自我修复痕迹，说明砍痕形成与墓主人死亡之间的时间很短，即墓主人遭受连续击打后不久即死亡。在左侧一根肋骨发现有明显的锐器砍痕。在右侧髂骨上有一穿孔，从创口形状推测，应是矛戈类刺兵形成。在左侧股骨的后面有一锐器伤痕，形状前尖后粗，略呈三角形，受力方向来自受害者的左后方，造成创伤的兵器应属于钩兵或砍兵。从创伤的位置看，当时可能伤及墓主人的股动脉，使其流血不止。这可能是墓主人的死亡原因。

在亚长的身上，我们找到七处创伤，六处集中在亚长身体左侧，很多都是连续击打、致命性的。我们推测，亚长在被戈矛等兵器击中后，可能侧身倒在地上，把左侧身体暴露给蜂拥而上的敌军，敌军随之一通乱打，亚长最终战死疆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亚长应是一名忠勇善战的姓长的阵亡高官。从其遗骸上的骨伤来看，亚长曾多次驰骋疆场，未及伤愈便又持钺上阵，直至战死，可谓“牛人”！

商代采用方国联盟的统治模式，商王即盟主，也是最高统帅。每逢战事，商王除派出王族军队外，也会要求方国出兵，其首领往往是方国族长。甲骨文记载，长姓方国曾向商王进贡用于占卜的龟甲，这说明长姓方国可能位于商王朝的南部。

1997年，在河南省东南部的鹿邑县发现一座保存完好、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商末周初时期的大墓。54件有铭青铜礼器中有48件铸有“长”、“子口”或“长子口”，均为长子口的自铭，墓主人即“长子口”。该墓的年代为西周初年。墓中铭文的“长”字和“亚长”墓铭文写法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长族始终活跃在商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受到商王的器重。

此外，通过目前先进的锶同位素和氧同位素检测，也明确显示亚长应来自于南方，而不是殷墟本地人。亚长之所以葬于殷墟，完全是因为他带领本族军队替商王打仗而战死疆场。商王对于失去如此忠诚之士，痛惜之情可想而知。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商王为亚长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且指示就葬在宫殿区附近，以示其对亚长的挚爱之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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